撕开巴西人的最痛处 亲历者谈马拉卡纳惨案的影响
撕开巴西人的最痛处巴西队压力山大 心理医生百页报告 斯科拉里彻夜难眠 为什么？
1950年
马拉卡纳惨案
1950年，二战后的首届世界杯在巴西举行。那届世界杯被巴西人当做一个向世界展示自我的机会，当时巴西正处于快速现代化进程中，急于塑造更为全球化的形象，他们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场———马拉卡纳。在决定冠军归属的“决赛”，巴西只要战平就可夺魁，几乎所有巴西人都相信他们会夺冠，最终，乌拉圭2：1逆转获胜抢走冠军，获得他们第二个世界杯冠军。巴西功败垂成，甚至有球迷为此开枪自杀，足球史称此为“马拉卡纳惨案”。很难说1950年世界杯给当时巴西社会带来的沮丧，甚至，直到现在，他们都还没缓过来。
2014年
内尔马们焦虑
1950年对于现在的巴西球员来说是无比遥远的事情，甚至他们的父辈当时大多数都尚未出生。但在他们的成长中，“马拉卡纳惨案”却一直是耳熟能详的故事，内尔马们也深知，巴西举国上下是何等地渴望他们能在本届世界杯上一洗“马拉卡纳惨案”这个让巴西人背负了64年的“国耻”，这样的压力也让年轻的巴西队患上了焦虑症。巴西队的心理医生曾就世界杯期间球员们的焦虑心态而做出了100多页的报告，并提交给巴西队主帅斯科拉里，斯科拉里在看完报告后专门让心理医生针对“马拉卡纳惨案”为球员们进行心理辅导，希望让他们不要受到历史的影响。但实际上，斯科拉里本人对此也感同身受，他就向巴西媒体坦言，自己一直到现在有时依然彻夜难眠。
渴望用世界杯来展示年轻国家的风采，一群蹩脚的演员却留给了当代巴西最惨痛的失败。
失利不仅夺走了冠军，也带走这个国家的机遇，背负“流浪狗情结”的巴西人让经济发展延后数年。
1950年巴西队成员终其一生都活在惨案阴影中，一个女人指着他告诉儿子，“看，这就是让全巴西哭泣的人。”
英国作家亚历克斯·贝洛斯曾在巴西生活多年，著有《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一书。十多年前，他曾为了探寻“马拉卡纳惨案”真相而进行过大量的采访，在撰写这篇报道前，成都商报记者与其取得了联系，他是这样解释巴西人在1950年对于世界杯的渴望：“1950年时，巴西成立共和国才61年，这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因此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缺乏重要的历史性时刻。”
二战期间，巴西积极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派遣的2万多人的远征军在意大利战场上取得了出色战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也让巴西获得了工业时代的入场券，同时民族自豪感倍增，国内精英阶层提出要让巴西成为世界强国，他们的前外长阿兰纳在当时就指出：“巴西必将成为世界上经济、政治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巴西申请主办二战后的第一次世界杯，当时战后的欧洲满目疮痍，巴西毫无悬念地拿到了1950年世界杯的主办权。当时的巴西人怀着向全世界展现风采的目的，在里约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场———马拉卡纳。
与今天马拉卡纳的重建因耗资巨大而引发巴西民众抗议不同的是，当时巴西全社会都对建造这座宏伟的体育场投入了巨大的热情，超过1万名工人从1948年开始夜以继日地工作。而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巴西政府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用向社会出售座位的方式来集资。若昂·路易斯，这位75岁的巴西著名记者向成都商报记者讲述了当时的具体情况：“那时最便宜的座位是出售五年的使用权，卖5000克鲁塞罗(巴西以前的货币名称)一个，更贵的是享有一生永久使用权，价格为2万克鲁塞罗。”若昂出生于当时巴西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可以靠父母的薪水生活得非常舒适，家里雇有两个佣人，当律师的爸爸在50年代就买了进口轿车，他本人读的也是最好的私立学校。但即便是这样，若昂的父亲必须要工作5年才买得起马拉卡纳价值2万克鲁塞罗的座位！尽管价格昂贵，不少巴西企业和富人仍慷慨解囊，积极支持马拉卡纳的建设，“据我所知，当时座位出售的效果非常好，一举解决了资金问题。在可以出售的座位中，一半都是巴西企业买下来的。”若昂对成都商报记者说。
在国际足联规定的日期来临时，马拉卡纳的主体工程顺利完工。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容量惊人的舞台，来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风采，称赞我们强大的体育。”里约的《晚报》当时是这样渲染马拉卡纳对于巴西的意义的。”而《体育日报》也评价说，马拉卡纳球场赋予了巴西新的灵魂，唤醒了沉睡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某种精神。很明显，这个全球最大的球场不仅体现了巴西人在体育上的雄心壮志，也反映了这个国家所渴望的国际社会地位。
舞台搭好，一切只待演员的完美演出。巴西队在前面的比赛中也确实争气，一路杀进了复赛。当时世界杯赛制和现在不同，进入复赛的4支球队将捉对厮杀，积分最高的获得冠军。巴西队在前两场比赛中分别以7比1胜瑞典，6比1胜西班牙，最后他们碰到了1胜1平的乌拉圭队，这让1950年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等同于决赛，巴西队只需要打平就可以历史上首次夺得世界杯。
巴西99.9%的民众在赛前都认为巴西队稳获冠军，里约的《世界报》在比赛前一天出版的头版上打出了“他们是世界杯冠军”的标题，旁边是一张巴西队的全家福。正是这种狂妄刺激到了乌拉圭球员，反而让他们前所未有地凝聚在了一起，最后的比分是1比2，乌拉圭队取胜，留给巴西的则是“当代巴西史中最惨痛的失败”(著名人类学家罗伯托·达马塔语)。
在2014年的马拉卡纳球场外，成都商报记者碰到了82岁的老人何塞·苏达里奥，1950年时18岁的苏达里奥是米纳斯吉拉斯州的一个银行职员，在没有电视转播的年代，他在决赛那天靠着收音机见证了历史。当记者问他，在巴西队丢掉致命的第二个球时是什么心情，苏达里奥用极快地语速说：“吉吉亚，他在右路接到队友的传球，向前，向前，向前……他过了比戈德，带球进去禁区，射门，乌拉圭进球了！乌拉圭进球了吗？”记者很快听懂了，这位老人是在重复当年收音机里电台解说员的播报实录。64年了，他还能清晰地记得这段话，那是怎样的刻骨铭心？！
在欧洲，通常把两次世界大战作为二十世纪的两个分界线，只有巴西人才把1950年世界杯视为划分二十世纪的重大事件，巴西作家若昂·马克西姆也在自己的著作中认为，乌拉圭人吉吉亚的那个进球把巴西的历史分为了两个阶段———1950年前和1950年后。
在巴西，人们通常会认为“马拉卡纳惨案”的影响力不仅仅在于足球层面，它甚至扩展到了政治和经济领域。人类学家罗伯托·达马塔就说，这场决赛的失利，不仅从巴西人手中夺走了世界杯，也带走了这个国家的机遇。《足球王国：透过足球看巴西》一书的作者戈德布拉特也表示，1950年的巴西将世界杯当做一个向世界展示自我的机会，当时巴西正处于快速现代化进程中，急于塑造更为全球化的形象，但这场失利让巴西的愿望落空。
50年代的巴西刚刚开始推行“进口替代”经济模式，处于高速发展的起步阶段，需要社会各个阶层全力投入其中。若昂·路易斯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说：“1950年世界杯的这场失利让巴西人开始集体缺乏自信心，8年后，巴西一位著名的剧作家内尔森·罗德里格斯创造了一个词汇———流浪狗情结，这是形容巴西人习惯于将自己摆在相对世界其他人低一些位置上的自卑心理。而正是由于这种自卑，让巴西在随后的经济建设中放慢了脚步。”很难说1950年世界杯给当时巴西社会带来的沮丧、自卑、毫无信心的负面影响是否是时任巴西总统的库比契克在1956年作出从里约迁都决定的一个原因，但正是这个仅花三年时间在巴西中部高原平地建起一座新首都———巴西利亚的壮举，在很大程度上重新振奋了巴西人的民族精神，再加上从1958年开始，巴西成为世界杯上的主宰，这才让巴西人缓过劲来，重新进入正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了10.1%，史称“巴西经济奇迹”，而在同一时期，巴西队在1958年、1962年和1970年三夺世界杯冠军，要说足球场上的辉煌对巴西经济发展没有起到任何促进作用，绝对是不客观的。“如果没有1950年的‘马拉卡纳惨案’，也许巴西的经济还会提早数年进入高速发展期。”若昂·路易斯说。
1950年的那场失利，让一代天才的巴西球员陨落。济济尼奥是贝利[微博]最佩服的球员，但他在世界足球历史上却没有太高的地位。如果没有输掉与乌拉圭队的那场决赛，济济尼奥也许会在贝利之前就戴上“球王”的桂冠，但他最后却一生都活在“马拉卡纳惨案”的阴影中。与成都商报记者建立起联系的英国作家亚历克斯·贝洛斯曾在济济尼奥仍在世时采访过他，他最耿耿于怀的是1950年巴西队门将巴尔博萨的早逝。那场失利让巴尔博萨、比戈德和茹韦纳尔三人成了替罪羊，而作为黑人门将，巴尔博萨因为没有挡住吉吉亚的射门而被千夫所指，更让巴西的种族歧视在当年重新抬头。若昂·路易斯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曾有幸采访过巴尔博萨，“那是一个被‘马拉卡纳惨案’毁了一生的可怜人，他曾经提到过，20年后当他去逛一个商店时，还有一个女人指着他告诉儿子，‘看，这就是让全巴西哭泣的人。’”巴尔博萨在2000年死于贫困交加，去世时他的遗体里找不到哪怕一分钱！而巴西队也在随后数十年内没有使用过黑人门将，直到迪达的出现。
对巴西队两个失球负有责任的后卫比戈德和茹韦纳尔也是一生都在逃避，比戈德后来离开里约，搬到了米纳斯吉拉斯州，但在这里他仍然会被人当面质问，不得已又去了圣埃斯皮里图州，茹韦纳尔也举家搬迁到巴伊亚州，至死都没有回到里约。
“马拉卡纳惨案”对巴西足球的另一个重大影响反映在球衣上，1950年巴西队参加世界杯所穿的是带蓝色领口的白色球衣。输掉决赛之后，连这套球衣都受到口诛笔伐。在巴西体育运动协会的支持下，开始了全国范围内征集巴西队球衣设计的比赛，当时为一家报社体育版画插图的19岁青年阿尔迪尔所设计的黄色球衣、蓝色短裤和和白色球袜获得比赛第一名，后来巴西队穿着它拿到了五次世界杯冠军，这套球衣也成为巴西足球的象征。
乌拉圭队在本届世界杯末轮面临与意大利队的生死决战时，不少巴西球迷竟不希望乌拉圭队提早离开，这不是因为南美人的同气连枝，而是巴西人希望自己的国家队和乌拉圭队能在世界杯上再次相逢，“拔掉留在巴西人心中那根耻辱柱的惟一方式，是在世界杯决赛中击败乌拉圭，否则它将永远伫立在那里。”
亲历者专访
人物：何塞·苏达里奥
年龄：82岁
简历：退休前为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银行北部地区最高负责人助理，年轻时曾在家乡小城邦拜的半职业球队AEB俱乐部踢球。
“死一般的寂静，
收音机里20万人的背景声突然没了”
成都商报：苏达里奥先生，1950年世界杯决赛那天，你在哪里？
苏达里奥：我那时18岁，在家乡的米纳斯吉拉斯州银行上班，我那天通过收音机收听了决赛的实况。赛前我们都很有信心，认为巴西队肯定会夺得世界杯冠军。
成都商报：那场比赛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苏达里奥：是巴西队丢掉第二个球后，整个体育场满满的20万人突然之间就静了下来，我在收音机里也能听到那份死一般的寂静。不过当时收音机的品质不是很好，我不能确定现场安静了多久，反正最后只听到电台解说员在报道，而原本存在的背景声，就是现场20万人发出的噪音和回响全部都没有了。
成都商报：巴西队丢掉世界杯冠军，你当时是什么心情？有哭过吗？
苏达里奥：我真的感觉非常失望，但没有哭，和我一起听收音机的亲朋好友中有人哭了。
成都商报：丢掉冠军后有没有人砸东西来发泄？
苏达里奥：没有，当时的巴西还不像现在这样暴力，无论是沿海大城市，还是内陆的小城市，都没有使用暴力的习惯。所以比赛后，至少在我身边没有发生过激的行为，大家都是很平和地接受了现实，然后沉浸在悲伤之中难以自拔。
成都商报：1950年之后，你第一次到马拉卡纳是什么时候？当时有什么感受，还会想起1950年的“惨案”吗？
苏达里奥：我记得第一次到马拉卡纳是在1994年，那时是非常高兴，非常快乐的，因为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马拉卡纳球场，它是那样的壮观。当马拉卡纳出现在我面前时，肯定会想起1950年的那一幕，虽然在那之后巴西足球经历了很多辉煌，世界杯都拿过很多次，但1950年的那一天是让人难以忘记的。
成都商报：1950年之后，当巴西队再次遇到乌拉圭队时，会不会有特别的感受？
苏达里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很怕遇到乌拉圭，即便是在夺取了好几次世界杯之后，我们遇到乌拉圭时依然有那种心神不宁的感觉。应该是在1994年第4次拿到世界杯冠军后，才淡化了这份恐惧。
成都商报：如果今年巴西队再进决赛，你会到马拉卡纳去看球吗？
苏达里奥：我已经82岁了，不可能再去球场。而且我是希望巴西队输的，只有让巴西队输球才有可能改变当前的社会现状。如果巴西队赢球的话，很多社会问题，比如教育、医疗、公共安全方面的问题都可能因此被掩盖起来，政府会沿着现在的路线继续走下去，甚至更糟。所以我希望巴西队能够输掉比赛，通过失利来引起社会的反思，找到一个改进的契机。
亲历者口述
人物：若昂·路易斯
年龄：75岁
简历：巴西著名记者、戏剧评论家，曾为《圣保罗页报》《环球》等多家报纸和杂志工作，1964年他在美国采访了来访的披头士乐队，成为第一位专访披头士乐队的巴西记者。
“那一天，乌拉圭
对11岁的我做了很残忍的事情”
在里约的一家临海餐厅中，若昂·路易斯和成都商报记者吹着海风，小酌着冰啤。这位75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口齿伶俐，记忆超群。64年前，11岁的若昂在父母的带领下走进马拉卡纳，亲身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90分钟，“那一天，乌拉圭对我这个11岁的小孩做了很残忍的事情———他们在我的面前，攻进了巴西队两个球。”若昂说，“我非常喜欢历史，但马拉卡纳的这段历史必须要进行浓缩。我现在要和你说的，是1950年7月16日那一天，一直萦绕在一个11岁的小孩脑子里、心里和灵魂里的最真实故事。”
进场，冠军。
“情绪已经战胜了理智”
1950年，我11岁。决赛前一天是一个星期六，有一家报纸的头版标题就直接写着：“巴西，世界杯冠军！”那天我的父母也告诉我：“明天，我们将去马拉卡纳，见证巴西队赢得世界杯冠军。”当时巴西人民从肉体到灵魂都相信这一点，情绪已经战胜了理智。
决赛那天，我和父母早上9点就到了马拉卡纳，虽然比赛是下午3点才开始。为什么要这么早就去球场？因为那时的马拉卡纳是给12万人准备的，当时马拉卡纳球场外的围墙没有修好，只是用木墙挡起来。最后三场复赛，没有票的球迷就把木墙推倒，跑进去看球，最后12万人的球场挤进了20万人，可以坐一个人的位置上往往站着三个人。因为我们看了前面的比赛，所以知道球场的情况，因此必须很早出发，这样才可以抢到第一排坐，因为第一排前面都有警察，他们会维持前面几排的秩序，在这里才能坐着看球。如果是在后面站着的话，以我11岁时的个头，什么都看不到的。
正因为那天我们坐在下半场巴西队的球门后第一排，让我很清楚地看到巴西队的球门是如何两次失守的。
你问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在干什么？在受苦！那天坐在球场上被太阳暴晒，我妈妈像其他人一样，把做好的三明治带去，还带了一瓶可乐，但在入口处警察收走了瓶瓶罐罐，所以在长达七八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都没有水喝，球场里只有冰淇淋卖，但全场有20万观众，卖冰淇淋的只有50人……我当时喉咙像在冒烟一样，这是我在那天第一个不好的感觉。
赛场，静默。
“20万人，没有任何声音”
你们都知道，巴西队只要在与乌拉圭队的比赛中取得一场平局就可以夺冠。比赛下半场巴西队先进一球，我们当时认为巴西队已经是无法战胜的，但之后乌拉圭队扳平了。
当时所有的巴西人都被吓到了，他们似乎忘记了一场平局就可以夺冠，疯狂地叫嚣着要进攻、要再进球！但没过多久，悲剧再次发生，乌拉圭队的吉吉亚又过了比戈德，带球到了禁区前。当时从我坐的位置能清晰地看到吉吉亚的五官，我吓得要死，
多年之后，当我成为记者时有机会面对面采访当时的巴西队门将巴尔博萨。巴尔博萨告诉我，他在那一刻下意识做出的反应竟然和11岁时的我一模一样———在面对吉吉亚时，他认为吉吉亚依然会选择传球。但就在分神的一刹那，吉吉亚突然射门了……巴尔博萨说，等他反应过来时，球已经非常近了，就在他和门柱之间。但不幸的是，就差那么一点，球从巴尔博萨手边飞进了大门。
在乌拉圭队打进第二个球之后，挤满20万观众的马拉卡纳球场突然静默了下来，直到球赛结束，巴西球迷都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当时真的是可以听到一根针落地的声音，后来回过头去看，当时的氛围就是震惊、麻木和沉重。
退场，葬礼。
“我当了回足球流氓，但不后悔”
当吉吉亚进球时，11岁的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想起了小时候听过的所有故事。那些故事都有一个幸福的结局，所以我觉得巴西队最后应该还会进球，并取得胜利，那样才算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当时虽然也被乌拉圭队的进球震惊了，但仍试图抓住那些幸福故事的结尾，所以我没有感觉到全场静默所带来的恐惧感，一心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希望用那些有着幸福结局的故事来安慰自己受到惊吓的心。
在比赛结束时我才回过神来，当时我一直在想的是，为什么我的父亲、母亲、媒体以及社会都欺骗我呢？他们都说巴西队会赢，为什么最后的结局是这样？我很生气，很愤怒。
在我之前去现场看的巴西队比赛结束后，大家退场时就像是狂欢节一样，一路都在载歌载舞。但那天离开马拉卡纳时，气氛就像是去一个葬礼。在我回家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情，从道德上来讲，我应该要后悔的，但我却从来没有过。当时我们乘坐爸爸朋友的车回家，我坐在司机后面靠窗户的位置上。在弗拉明戈海边，很多车堵在那里。我们旁边有一辆车，车窗也是打开的，一个大概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拿着一支乌拉圭国旗在兴高采烈地挥舞着———哦，这是一家子乌拉圭球迷。我当时做了一件事，当了一回“足球流氓”，我突然伸手出去，把乌拉圭小孩手中的国旗抢了过来，扔在地上。然后把窗户摇上，装着没有看到乌拉圭小孩在哭泣。
你问我用了多长的时间才从沮丧中走出来？我也不知道。1970年世界杯，巴西队和乌拉圭队在半决赛相遇，这是马拉卡纳那场比赛后两队第一次在世界杯上碰面，最后巴西队3比1取胜。当比赛结束时，我迅速拨通乌拉圭驻巴西大使馆电话，然后对着话筒大喊一声：“我需要吼出20年前一直想说的那句话———巴西队赢了！”然后我激动地哭了，但后来想起来，这是一个缺乏理智的举动，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也治愈不了巴西人心中永远的创伤。
记者手记
我们为什么对“马拉卡纳惨案”如此执着？
1950年世界杯距今已有64年，当年20岁的小伙子已是84岁的耄耋老人，见证过那段历史人已经不多了。我们到达里约的前三天，就去了两次马拉卡纳球场，除了拜访著名的“足球圣殿”外，也是希望能找寻到仍然在世的“马拉卡纳惨案”亲历者。
那天整个下午，我都在太阳暴晒下围着马拉卡纳打转，逮到老头就问，但却一无所获。后来，我在马拉卡纳附近的一栋居民楼前遇到一个中年人，他告诉我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64年前住在这附近的人早就搬走了，现在马拉卡纳周围的居民基本都是后来搬迁过来的。
也许是我们的执着感动了上天，在马拉卡纳E出口处我们碰到了正准备去医院的82岁老人何塞·苏达里奥。1950年7月16日，18岁的他在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家中靠着收音机听完了巴西队与乌拉圭队的决赛，虽然不是那天出现在马拉卡纳现场的20万观众之一，但却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在采访完苏达里奥之后，我们此前发给英国作家亚历克斯·贝洛斯的邮件有了回复，这让我们与这位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大量采访过“马拉卡纳惨案”当事球员和亲历者的国外前辈建立起了联系，他还向我们推荐了那天曾到现场看球，并仍然活着的巴西记者若昂·路易斯。
为什么我们会对64年前的“马拉卡纳惨案”如此执着？因为这是巴西这个国家永远的痛。有一种说法是，乐观豁达的巴西人心里记不住事，他们对于公共事件的集体记忆只有15年左右的保质期，但只有“马拉卡纳惨案”让巴西人一直铭记于心。2000年的7月16日，《巴西日报》用三个整版来回顾巴西队在1950年世界杯决赛球场马拉卡纳的那场失败，头版“半个世纪的梦魇”的超粗黑标题令人汗毛倒竖，那一年，纪念马拉卡纳惨案50周年的书籍出版了无数，至今走进巴西书店，在体育类书籍中，关于“马拉卡纳惨案”主题的著作都是最多的。
若昂·路易斯给我讲了个故事：1990年仍对“马拉卡纳惨案”耿耿于怀的他亲自动手剪辑了一盘录像带，把吉吉亚的那个进球变成了打在门柱上弹出，而最终比分是巴西队2比1取胜，录像带的名字就叫“巴西，1950年世界杯冠军”。后来《圣保罗页报》报道了这件事，乌拉圭报纸也进行了转载，这让乌拉圭人十分愤怒，“我当时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我想象着当乌拉圭人买到早上的报纸，看到这篇报道时的表情。哪怕他们只生气一秒钟，我也会因此而感到高兴。”75岁的若昂·路易斯是个妙人，但他也承认YY不能让巴西从“马拉卡纳惨案”中解脱出来，惟有今年在本土世界杯上夺冠，才能让举国上下走出这个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