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版面

　　外观简陋而又大同小异的房屋层层叠叠，错落于里约热内卢市内的各个小山包上。山上与山下是这座城市里两个平行的世界。山下和世界上所有的城市一样，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行人如织，满目的欣欣向荣。山上则是迷宫一样的城中城，羊肠小道是唯一的通行路径，如蛛网一般辐射至每一个角落和住家，四处潜伏着意外与惊悚。这里有一个专属的名字——“favela”。

　　“favela”是“slum(贫民窟)”的一种，不过专指巴西的贫民窟。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巴西，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贫民窟，一部反映现实充满暴力的《上帝之城》更是让里约热内卢成为了很多人眼中的贫民窟之都，而贫民窟也成为了危险与犯罪的另一种解释。

　　随着2014年世界杯的到来，以及2年之后将在这里举行的奥运会，巴西政府从2007年开始便加大了治理贫民窟的力度。经历了胡萝卜与大棒、铁腕与怀柔的政府管治，时至今日，看似神秘的贫民窟里，生活着的又是怎样的面孔？

　　滑板少年的天台

　　距离里约热内卢热门景点科帕卡巴纳海滩附近不到0.5公里的Cantagalo地区有一座小山，叫做孔雀丘。连接科帕卡巴纳和伊帕纳玛两大著名海滩的隧道穿行于山下，离隧道口大约300米的地方有一条干净的柏油马路沿山而上，马路两旁是衣着简单的商贩，他们背靠着画满涂鸦的老旧围墙贩卖一些小食，墙的尽头便是一个贫民窟。

　　这里的房屋依山而建，错落无序，绕山而行时不时就会有一条窄而陡的石阶或铁梯通向高处的某户人家门口，而后分散开来去往各处。卢卡斯的家位于这个贫民窟的基座，初次见面这个16岁的男孩儿正在楼下院内一个几米见方的水泥坡地上，光脚玩着一块表皮已经磨光的滑板。

　　卢卡斯并不认生，希望成为一名职业滑板运动员的他在有限的空间内尽可能多地展示着自己并不十分熟练的技巧，好几次差点儿撞上了旁边的石礅。他每一次趔趄，都会惹得一旁4岁不到的妹妹露西亚咯咯发笑。或许是受了兄长的影响，露西亚不是踩着滑板，便是抱着，尽管自己的身高可能还不及怀中滑板的长度。

　　在母亲和奶奶的建议下，卢卡斯将院子锁着的后门打开，带着北京青年报记者拾梯而上，来到了楼后上方的一个天台。

　　踏上天台的瞬间豁然开朗，整个科帕卡巴纳海滩尽收眼底。此刻卢卡斯似乎也来了兴致，大笑着在平台上踩着滑板来回转悠，丝毫不顾忌发生意外的风险。突然间他停下来，帮邻居克里斯蒂娜将晾衣架搬到天台上，而后指着右下方的一幢看上去不错的建筑，竖起大拇指说：“那是一所好学校，但是我不在那里上学。”卢卡斯手指向另外一个方向，“我在那边更远一点的地方，学校没有这里的好，所以我的英语很不好。”

　　这个视野宽广的天台，是卢卡斯最喜欢来的地方，尤其是夜里。入夜后海滩的喧嚣借着海风飘到山上，特别是这段时间恰逢世界杯，很晚都可以听见远方微弱的音乐声。卢卡斯自问自答道：“你们住在那里吗？喜欢吗？我很喜欢。”

　　海景房内的幸福家人

　　因为卢卡斯的缘故，北青报记者得以认识了克里斯蒂娜，并受邀进入了她的家里小坐一会儿。

　　屋内的瓷砖地面明亮整洁，进屋实在是不好意思不脱鞋。克里斯蒂娜那双售价50雷亚尔的havaianas拖鞋就随意地放在屋外的石阶上，边上摆放着的是北青报记者那双售价29雷亚尔的世界杯版。

　　克里斯蒂娜的房子外表毫不起眼，除了简单的水泥表面无它，就像一个灰色的火柴盒子。然而进屋之后，很难把她的家和贫民窟三个字联系在一起。进门迎面而来便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所有的烹饪器具一应俱全，左手边则是客厅，简约明快的装修风格不落俗套。安放于电视柜上的三星40英寸高清电视机和随意放在茶几上的一个XBOX360游戏手柄都在表明，这户人家有一个电玩爱好者。

　　有的时候游戏也是世界通用的语言。卢卡斯拿起手柄，不断地蹦出“2K”和“WINNER 11”之类的词汇，这些都是游戏玩家们热衷的经典。克里斯蒂娜正在读大学的儿子约书亚是这台XBOX360游戏机的主人，卢卡斯经常来家里和他切磋切磋，不过总是输多赢少。

　　约书亚还有一个在读高中的妹妹叫乔安娜，他们二人的照片在客厅里摆得到处都是。克里斯蒂娜告诉北青报记者：“约书亚在为世界杯当志愿者，白天基本都不在家，乔安娜还在上课，现在还不到放学的时候。”

　　卢卡斯所说的好学校就是约书亚毕业的学校，也是乔安娜正在读的学校。2007年巴西政府在其大规模经济发展计划中将贫民窟改造列为重点，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提升更是重中之重。约书亚和乔安娜就读的学校就是在那个时候发展起来的，而且像他们这样的贫民窟子弟入学完全免费。

　　从克里斯蒂娜家客厅的窗户向外望去便是大海，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她就经常坐在窗边的沙发上，一边缝缝补补等着孩子们回来，一边享受自家的无敌海景房。相比之下，那些住在山下高楼大厦里的人们，明显憋屈坏了。

　　世界杯带火贫民窟旅游

　　由于贫民窟大都是依山而建，稍微有点海拔的爬起来的确有些吃力。因此在2010年，巴西政府花费8亿雷亚尔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些贫民窟兴建了数条缆车，供当地居民免费乘坐。

　　在孔雀丘的缆车站，北青报记者碰上了当地一名黑导游，他刚刚以50美元的价格做成了一笔生意，带着身穿弗拉门戈队服的美国小伙儿扎克在这个贫民窟里转转。当被问及是否要搭伴入伙时，北青报记者笑笑谢绝了。

　　随着巴西政府对贫民窟治理的进展，这个令人生畏的名词完成了从“罪恶之地”到“游览景点”的转变。在里约热内卢大大小小763个贫民窟中，圣玛尔塔与荷西尼成为了最著名的旅游胜地，贫民窟旅游在世界杯期间成为了去球场看球以外的又一热门项目。

　　1996年，天王巨星迈克尔·杰克逊在圣玛尔塔拍摄了一部MV《他们从不关心我们》。当时里约热内卢当局并不支持这部MV的拍摄，因为这对于正在申办2004年奥运会的他们来说，会暴露太多的城市负面形象。18年过去了，世界杯在巴西进行得如火如荼，两年后奥运会还将在这里举办，而迈克尔·杰克逊已经去世，他的铜像则留在了圣玛尔塔，并成为这个贫民窟的标志。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圣玛尔塔，所有来这里的人都必须看一眼迈克尔·杰克逊，甚至连荷兰队也不例外。

　　因为贫民窟旅游热的到来，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也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瓦尔津是一名生活在孔雀丘的民间画家，每天都会在自己不到3平米的画室里勾勒描绘心目中的家。看似杂乱无章，甚至有些破败的贫民窟在他的画布上呈现出的是一番五彩缤纷生机盎然的景象。

　　瓦尔津的弟弟萨维奥和迪迪这段时间在孔雀丘一处滨海的空地上替前者盖房子，一遇到貌似游客的陌生人，就会请人留步，然后赶忙把兄长的画取出来展示。运气好的话没准就能卖出一幅两幅，一幅画200到500雷亚尔不等，这对于一个生活在孔雀丘的家庭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拆迁贫民窟问题重重

　　在孔雀丘，动物都显得有些太过自在，狗儿们就那么懒洋洋地在各家天台或是迎着阳光的石阶上晒太阳，还有更多的公鸡骄傲地站在房顶俯视着山下的一切。这里不允许养猪，因为养猪会给这里的公共卫生造成不小的负担。

　　虽然孔雀丘的住家们颠覆了贫民窟脏乱差的印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里的公共卫生条件仍然存在着问题。在山上，污水沿着管网复杂的裸露的石质水渠自上而下排放，偶尔还是能够闻见不小的异味。

　　其实巴西政府一直在致力于对贫民窟的改造。据报道，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98.1%的家庭用上了自来水，92.5%的家庭接入国家电网。而在圣保罗，贫民窟洁净水使用率从88.4%上升到99.7%，污水的处理率从4.0%上升到95.3%，垃圾回收率也从73.8%提高到98.9%。

　　即便改造情况良好，相对于山下的公共卫生，山上的状况依旧问题多多，所以在改造贫民窟的同时压缩贫民窟的数量，让居民下山成为了巴西政府的一项选择。同时这也是对于贫民窟居民跟风私搭乱建，非法侵占公用土地的一种应对，以便将被长期孤立于城市规划外的“法外之地”重新纳入正轨。

　　恰逢2014年世界杯和即将到来的2016年奥运会，巴西政府加大了对贫民窟的拆迁力度。在世界杯前夕的拆迁过程中，马拉卡纳球场附近的贫民窟成为重点对象，不仅因为那里是风险高发区，同时也因为政府将在那里修建大规模的公共设施。据报道，自2009年以来，大约有2万人从马拉卡纳附近的山上走下来，住进了政府提供的安置点，但也有不少人并不愿意离开，结果成为了无家可归者。

　　在世界杯前夕，巴西各地针对政府投入巨额资金筹办世界杯爆发了数次大规模游行，甚至是暴力示威。在世界杯进行期间，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依旧偶尔有小规模的游行活动，其中“无家可归者联盟”便是主力。记者曾经亲历了一次游行，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头的席尔瓦告诉北青报记者：“世界杯的到来让众多人无家可归，而政府却把钱都‘送’给了国际足联，还有那些腐败的官吏，这是不公平的。”

　　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汹涌

　　孔雀丘之行就像是到了一个普通的村镇，似乎没有什么危险的迹象。然而当一队五名全副武装荷枪实弹手握扳机的警察从身前走过时，才意识到这里曾经是犯罪盛行的地方。

　　借着2014年巴西世界杯和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东风，从2008年11月平定圣玛尔塔开始，巴西军警开始向盘踞在各贫民窟的实际控制者——毒贩和其他犯罪组织宣战。在以往的行动中，政府方面获胜之后随即撤出，结果胜利最终演变为黑帮卷土重来收复失地。而在这次行动中，政府平定后立刻建立起警方据点，并派遣武装警察24小时巡逻。到今年世界杯进行期间，里约热内卢市内一共有超过1.2万名警察负责贫民窟的治安。

　　即便如此，在当地人看来警方的介入未必就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安宁。巴西当地一名评论家曾经说：“人们似乎忘了，扣动扳机的手指和数赃款的手指是一样的。”

　　曾经生活在黑帮枪口之下的贫民窟居民如今生活在了警察的枪口之下，令他们感到担忧的是，曾经的黑帮分子似乎还保有一些盗亦有道的精神，并会在贫民窟内大做慈善。

　　在里约热内卢平定贫民窟计划顺利进行的同时，里约热内卢市政府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4年间与警察发生冲突而导致死亡的人数上升了69%。不断有媒体曝出警察在贫民窟内执法时滥用职权，或是部分警中败类直接与犯罪分子相勾结。去年一名生活在荷西尼的建筑工人被驻扎在贫民窟的巡警折磨致死，今年4月一名年轻的舞蹈演员又因为同样的原因殒命。

　　生活在孔雀丘山顶的里奥为人和善，但相貌凶悍，经常遭到巡警的盘问与搜查。他对北青报记者说：“我应该庆幸自己还能够坐在山顶和兄弟们一起晒太阳。”

　　就在走下孔雀丘时，北青报记者又与三名巡警不期而遇，他们步行缓慢，无一例外左手摆臂，右手握枪。

　　颠覆与欣喜

　　早就听闻贫民窟有多么的可怕，可实在按捺不住冲动，终于还是找机会和几名伙伴就近走了一遭。

　　T恤、沙滩裤加人字拖，标准的当地人装备，背着一个空书包就这么上了孔雀丘。沿路而上时，同行的摄影师伙伴一开始还不敢把相机拿出来，生怕遭抢，最终也是职业习惯使然，既然来了就顾不得那么多了，使劲拍吧。

　　我应该庆幸最先遇到的是卢卡斯，素昧平生，主动带着我们在孔雀丘里走上走下。和他在天台上断断续续既费力又轻松的交谈让我和伙伴们彻底放下了戒心，原来贫民窟里的人并非凶神恶煞。

　　如果脱去了保护色，那就尽情微笑吧。已经不记得在孔雀丘里遇到了多少人，和多少人说了“Bom dia(上午好)”，和多少人相视一笑。他们当中有穿着弗卢米嫩塞球衣的孔卡球迷，有上了两节课便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也有看似凶神恶煞实则阳光灿烂的满是文身的汉子。

　　如果说克里斯蒂娜的家让我惊叹于贫民窟人们的生活水准并非传说中的那么低不可及，更让人震撼的是每个人脸上充满幸福感的笑容。特别是当那些孩子连蹦带跳地来到摄影师的身边对着照片指指点点时，阳光就那样自然而然地穿过屋檐的缝隙，落在他们身上斑斑点点。

　　在孔雀丘的山顶，有一个无人的球场，铁丝网围绕着黄土地，球门生锈，球网也破了，但是竟然还有灯光。很可惜第二天在这里就有生活于此的孩子们踢球，而我错过了。站在这个被我们戏称为里约热内卢海拔最高的球场，俯瞰整个孔雀丘和科帕卡巴纳海滩，莫名其妙地会想很多，心情舒畅。

　　据说孔雀丘之行的照片出来后，不少同行认为我们是花了钱雇了导游，实则不然。当然必须承认，孔雀丘的情况并不能代表所有的贫民窟，甚至和隔壁一个山头的贫民窟都会有差异。所以只能说我和此行的伙伴们是幸运的，或者说可能周遭一度有潜在的危险，而我们不自知罢了。

　　在孔雀丘有一家餐厅，烤鸡和海鲜面特别好吃，人均消费不到25雷亚尔，吃饱吃好。寻找餐厅的路上，遇上了一位状态有些颠痴的老人，一定要我们跟着他走。一个叫帕布罗的小男孩远远地冲我们摆摆手，让我们千万别跟着。用无数个“no”和“obrigado(谢谢)”送走了老人，帕布罗带着我们找到了餐厅，然后一路小跑着放风筝去了。

　　直到现在我也没完全明白帕布罗为什么让我们远离那个行为有些颠痴的老人，我选择相信是因为他某些方面的失常，而不是图谋着什么。颠覆与欣喜过后，还是要收拾心情，小心冷静地应对周遭的环境，据说又有同行出事了。

　　本报里约热内卢专电  特派记者  王子轩

　　本版摄影/本报特派记者  胡金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