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让那些专权的统治者，打着伊斯兰教义的旗号来恣意封锁国民的自由活动，他们正在残害足球，不遗余力把足球从我们的生活中剥离出去。他们害怕足球，害怕民众的激情。”这句听起来有点违逆的攻击语，出自伊朗前国脚内耶布·阿加哈。

　　他是1976年伊朗本土举办的亚洲杯冠军队成员(伊朗实现亚洲杯三连冠)，也是1978年世界杯成员，主力后腰。没人比他更理解足球与国内政治、文化的关系。现年63岁的他，是伊朗民族抵抗委员会的领袖，20年来致力于为伊朗人争取更多人权的斗争，足球是一个突破瓶颈的窗口。

　　他亲历过血腥，目睹了同伴和诸多体育人被独裁者剥夺生命的过程。1983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第5个年头，君主体制已被推翻，流亡在外15年的霍梅尼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最高领袖，并以新宪法授权了自己国家最高元首的地位。

　　那一年一场足球比赛，政府要求伊朗队长、后卫哈比里出场时高举硕大的霍梅尼肖像，对领袖歌功颂德。队长反感足球沦为政治工具，讨厌个人崇拜，将肖像重重摔在地上，赛后他被拘捕用刑直至遭枪杀，时年29岁。阿加哈等当时支持队长的球员也遭到不同程度的追剿，阿加哈看着两位亲人死去，他及时逃生去了美国保住性命，还拿到了社会学学士学位。

　　阿加哈解读足球与伊朗社会关系时说：“人们非常喜欢足球，每场都能爆满，他们有的是热情，缺的是自由。现在的足协官员和国家统治者一样，是官僚代表，他们根本不懂球，觉得足球不是平民有资格玩的。如今也会投入一点钱，把足球当做工具便于他们的管理，进一步巩固对人民的统治。他们对足球非常恐惧，1998年世界杯时，伊朗已有3万多民众抗议，所以鲁哈尼上台后强化了国家机器，军队人数翻了两番。一到足球盛会，他们就特紧张。其实人们只是想看看球。”

　　谈起足球往事，阿加哈津津乐道，“我参加了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1978年世界杯只是被荷兰击败，要知道荷兰可是亚军。我以为国家革命能带来民主，哪想到另一种独裁产生了。”他呼吁国际足联在政策上保护伊朗，“应该出台一些措施，抵制宗教教义对足球自由的抹杀。大家看着伊朗踢世界杯都觉得没什么，可我们还处在中世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