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足球场上行纳粹军礼，这是一个别有用心的阴谋。

　　纳粹时期，德国足协曾鼓吹所谓的“非政治化体育”。而实际上，这个在纳粹党控制下的体育组织一直在费尽心机地掩饰着自己的可耻行径，“非政治化体育”只不过是一件美丽的外套罢了。在1933年9月出版的一本小册中，人们发现了下面的字样：“在第三帝国这个人民共同体中，体育需要承担其自身的政治任务。”

　　德国世界杯前，一本名为《效忠希特勒的前锋》的书在欧洲公开发行，书中专门阐述了当时的那支德国国家足球队绝对是德国竞技项目的排头兵，隶属于“帝国体育局”，并由已长期“纳粹化”的德国足协主席、被称为“足球专业官员”的菲利克斯·林奈曼全权负责。在战争开始之初，国家足球队得到了一项另外的任务———调动群众对于战争动员的积极性。这一任务将德国足球更加牢固地钉在了耻辱柱上。事实证明，在欧洲最黑暗的1939年至1945年间，德国国家队参加比赛的频率是历史上最高的。

　　在第三帝国，足球充斥着纳粹党的十字党徽和向希特勒致敬的口号声，实际上足球运动是在履行着在国外改善纳粹德国形象的政治任务。这是德国足球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时代》杂志将那段时期称为德国足协“无法愈合的伤疤”，这段经历给德国足球协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甚至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完全消除。

　　因为这样的罪恶，一些球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42年8月，纳粹空军“鹰”队对阵一支由基辅迪纳摩俱乐部球员组成的乌克兰选拔队，比赛的初衷是为了证明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性。乌克兰人以5比3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德国人，而结果却是致命的：第二天，所有的乌克兰球员就以“间谍”罪的罪名被逮捕并被押送到了集中营，其中的4名球员随后就被处决了。

　　这些曾经活生生地活跃在绿茵场上的生命就这样被纳粹吞噬了。若干年后，当迪卡尼奥、希穆尼奇等人在满场支持自己的球迷面前再次喊出纳粹口号或做出那可耻的手势时，他们可曾听到那些前辈的冤魂发出的咆哮声？

　　2014年世界杯的举办地巴西是足球之乡，它也是多名纳粹战犯的逃难地。由于巴西政府相对宽松的态度，臭名昭著的纳粹军医、“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尔、“里加屠夫”库克斯等人都流窜至巴西过起法外的隐居生活。直至几十年后，以色列、德国等政府一直都在巴西追击纳粹恶魔，让他们得到应有的制裁。甚至在今年年初的《每日邮报》还曾爆料，希特勒一直被认为于1945年自杀于柏林地堡中，一本名为《希特勒在巴西：生与死》的新书宣称，希特勒实际上假死逃生，并于1984年在巴西与玻利维亚边境小村去世，终年95岁。当然这些都是捕风捉影的猜测。

　　谁又知道，巴西足球也曾被纳粹荼毒。80年前，就在本届世界杯揭幕战举办地圣保罗市以西160公里的偏远农庄里，数十名孤儿沦为纳粹分子的奴隶，他们只能在踢球时品尝到快乐的滋味。原因是巴西极右党派同样热衷于这项运动，他们甚至会在瓦斯科达伽马的主场游行。谁能想到，当年那批孩子当中居然还涌现出上世纪40年代巴西最出色的中场球员之一的多斯桑托斯。

　　上世纪30年代的巴西，曾经是受纳粹思想荼毒最深的国家之一。作为德国在南美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巴西当时的纳粹党员曾经超过4万人，是欧洲本土之外最多的。尽管距离二战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是新纳粹主义在欧洲和南美的屡次抬头让人警惕。足球，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永远不会消失，也永远无法被否定。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足球，绝不能被邪恶势力染指，让足球因为邪恶而堕落的事情已经发生得够多了。

　　胡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