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里的足球记忆

　　作者：小青

　　在一个所有热血少年都追逐公牛、乔丹、皮蓬、罗德曼的篮球时代，还在上小学的刘嘉远[微博]只把踢足球当成第二喜爱的体育项目。但也许因为父亲的影响，初中时的他几乎每天下课都得跟朋友在一片空地上踢球，不是正规训练，而是摆一个小门的自娱自乐。这种自娱自乐一直保持到现在，每周只要有时间就会踢踢球。在刘嘉远的记忆里，父亲从八几年就会在家里的挂历上把重要的比赛日标记出来，包括奥运会、世界杯，只要是比赛，都不会错过。他们搬过几次家，但每个家里不变的陈设，就是标满记号的挂历。

　　童年时期的刘嘉远并不知道这些球赛意味着什么，也不清楚这些比赛为什么那么重要，那么多人看。但到了94、95年，由于足球游戏的兴起和各种足球杂志的出现，他渐渐对这些比赛有了具体的认识。学校里开始有球队和比赛，大家开始买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足球队服。

　　30岁的刘嘉远已经说不清自己童年时喜欢的球员，“94年世界杯我已经记不清了，我肯定是看过一些比赛，但如果我现在说我记得当年的巴乔或者罗马里奥，我觉得有点扯。因为我无法去还原我在10岁左右的记忆，但他们肯定都在我眼前一晃而过。”

　　他认为一个人对足球的理解和认识是全方位渗透的，比如你一开始选择了什么颜色的球衣，而上面各种各样的徽章又引起人的好奇，大家都希望知道这些意味着什么。这种好奇心的无限扩大让毕业于社会学系的刘嘉远成为了足球解说员，“很难说我是因为某个队成为了现在的我，当年的意甲、西甲，包括当初刚起步的英超的某些元素，其实都在影响我。”

　　刘嘉远偏爱那些在场上不和其他人有身体接触，用自己的视野和传控就可以把比赛指挥的很好的人。比如博格坎普、斯科尔斯、鲁伊科斯塔和里克尔梅。但遗憾的是，这些球员都比较久远，在现代足球里几乎绝迹了。“这些人在那个时代一个队要围着他踢，就像我同事贺炜说：‘八个人抬钢琴’，其他人身上都沾着泥土，他可能连鞋底儿都不沾泥。那种感觉在球场上很特别。”在刘嘉远口中，这些球员就像球场上的贵族，在某种距离感的气质中，永远耀眼而得体。

　　现在的刘嘉远喜欢踢边后卫，他开玩笑说这是因为在北京壮的人太多，我们队进攻的机会都要留给大腕。不过后来他又说，这是因为之前踢后卫时间比较多，所以在后场感觉更舒服更适应。他口中的“我们队”是央视的足球队。

　　不要小看这支队伍，这个队伍中除了徐阳是前国脚，其他人的实力也都不可小觑。“我们队最大的特点就是说的比踢得好，基本都是主持人；我们队踢球很热闹，场上就看谁嗓门大，谁喊得多；我们队有很多进攻，实际上没有完成，但是在嘴上已经完成了。很热闹，因为这是大家很重要的放松的一个方式……”他说起“我们队”的时候，有调侃，也有骄傲。

　　“像建宏啊，段暄啊，贺炜啊，像做新闻的鲁健、白岩松，大家熟悉的这些西装革履的同志们，在穿上足球服的时候，都很生猛。只是因为我们平时工作太多，而且大家都做这种出镜工作，也有受伤的顾虑，打比赛的时候就不可能拼尽全力。”正是因为这样，更愿把足球当成爱好，享受它带给人的快乐，以及，用这种方式，大家聚在一起的感觉。

“技术宅”的足球解说员

　　做足球解说员绝对不是刘嘉远的梦想，虽然他现在已经是央视解说员中的新秀。由于生长在南方，受环境的影响，他从小希望自己从商，但在青春期时，又因为文艺心萌动，觉得当个电影导演也不错。刘嘉远觉得自己的整个精神环境的塑造是来源于张艺谋姜文和王小波，所以到高三，他真正想做的事儿是搭一个剧组，当一名导演，呈现一部电影。不过刘嘉远高考那一年，导演这个专业在广东只招一个学生，在家人的极力反对下，他最后选择考了中大，进了社会学专业。

　　北京奥运会前，中央电视台办了个节目叫“谁将解说北京奥运”，回忆起来，刘嘉远说这是中国仅次于“超女”的最早的海选。这个活动举办时，他正在看一个叫《The Apprentice》的节目，他觉得央视这个选秀和这个节目有点像，就去玩了。他“玩”到了全国第四名，获得了最具解说潜力奖。直到那时，他都没反应过来自己要成为电视解说员了，而对这个职业仅有的了解，也只是因为在广东看了很长时间的ESPN的节目。进了央视，刘嘉远才开始真正真正琢磨出这个工作该怎么做。

　　他把所有人都当成了汲取养分的对象，并采取了社会学研究方法来完成自己的目标。在社会学里，有一些模糊的目标是可以量化的，然后再用分析的手段完成定量。

　　“我学解说的时候也是这样，记得当初我用电脑把各种解说员声音的音轨放成光谱图、波形图出来看，有的人你会发现他的波形图很细，突然有个高潮；有的人你会发现一直是一个中等的波形图，但是他断句很干脆；有的人的句末尾连的很长⋯⋯我觉得这一点我跟别人不一样，这个有点技术宅。”不像学播音或者体育出身的足球解说员，刘嘉远永远将分析和理性摆在首位。而他的办公工具也和别人不太一样：“包括我后来做资料，所有的东西都是电子版，如果出差的话，我所有的资料都在‘云里’，没有我需要随身携带的文件。而这些资料全是Excel，用函数相关联去计算，虽然我在中央台要说大量的比赛但我的准备效率很高。”所以大学时代常用数据计算和技术分析，成为这位解说员与别人与众不同的工作方式。

足球解说员解说的，不仅仅是球赛

　　刘嘉远记不清自己第一场解说的比赛是什么，也记不得自己亲历的第一百个进球在哪儿，他说自己并没有节点强迫症，并不会清晰的记住这些看似很有意义的数字。所以他现在觉得大概已经解说过1500场比赛，但这个数字的准确度还有待考证。

　　不过最让他难忘的一场比赛还是会铭刻于心的。那是2012年欧洲杯揭幕战，他第一次在大赛现场说球。揭幕战的难点在于它不仅有比赛还有开幕式，要从宏观的角度切入到细节，比如要从整个欧洲杯对于波兰、乌克兰甚至整个欧洲的意义或者16支球队对于欧洲足球甚至世界足球趋势的影响说起，需要解说员了解所有的文化传统、球员特点，并且还要敏感地捕捉到现场气氛，压力可想而知。

　　但最要命的是在此之前，中国没有几个人解说过揭幕战，这种经验的断代让刘嘉远没有现成的教材。还好他是个“心脏比较大”的人，比较能放松，在完成各种交通路线规划、入场证件领取、设备调试等杂事之后，他开始坐在现场的解说席上解说。“后来我想到我没有很高的标杆去参照就放松了一点。 但回头想想也会后怕，那个时候一张嘴，只有你能帮自己，全中国都在听你说，而且那场比赛对阵双方的名字是当届赛事最难的，希腊跟波兰，名字最长的两个队。”最终，这场刺激的现场解说成功地留在刘嘉远的脑海里。

只有更节制，才能更清晰

　　世界杯的解说工作，让刘嘉远变得越来越节制。这种节制包括人的欲望的节制，因为内心的诉求越来越少，才能将敏锐放得越来越大。对于观众，四年看一次世界杯确实很爽，但作为足球解说员，他们常年要经历各种大赛，无论是从作息规律还是工作强度上都可以称为“更残酷的战斗”。这些人和球员一样，如果没有很规律的生活或者不能化解内心的各种欲望，就很难把身体状态调整到“持久战”的状态。“足球运动员是这样，如果你天天的纸醉金迷，天天沉迷夜店，天才也会陨落。解说员也是这样，尤其是亚洲的解说员，有时差的情况下。”

　　但这并不意味着刘嘉远会觉得每次解说如临大敌。“我觉得我们内心当然会很兴奋，四年一次。”但比起球迷，他们会更加克制和冷静：“因为我们知道危险在哪。”球迷可以放弃一些比赛，但作为把看球当成工作的解说员，这20多天的通宵工作必须定出详细的计划：不能High过头，也不能没有激情。

　　对于刘嘉远来说，在世界杯的解说中重中之重的一件事是要保证到决赛那天依然容光焕发，“对于解说员来讲，我认为只有这样才是一届完美的世界杯。”他无法忍受自己到了最后一天面容憔悴，或者情绪面临崩溃，“如果这样，那你属于被世界杯淘汰了。”其实在他看来，解说员适合每个球队一起对阵的。

　　在那种氛围强大的声音喧杂的情况下，解说员甚至都听不到自己在说什么。就好像一个士兵在炮火满天飞的时候还要很清晰的告诉自己的司令部这里发生了什么。这种冷静与激情同时发生在同一时刻同一个人身上的事，大概只有足球解说员还能明白其中的苦与乐。

越专业，越沉默

　　四年前，刘嘉远还能在别人的逼问下说出自己在世界杯上看好的球队，但现在，他已经对此闭口不谈：“解说员做的时间越长越难说看好哪支球队。我觉得黑马如果能猜出来就不叫黑马了。所以比赛开始的那天我的感觉才能慢慢清晰。所有大赛都是这样，我无法通过他在场上的表现判断他的状态。因为我看不到他的训练状态，也看不到他们这些人到底会不会水土不服和他们心里的各种情绪，面临大赛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不到他们的饮食，看不到他的训练，看不到他们飞行的安排，看不到他的作息，看不到他管理的严格程度，有没有性生活，球员都是人，所有这些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无法判断这个队的真实实力，我不能凭借历史来判断他现在，没有道理。

　　的确，做这个工作越多年，就越会知道这个行业中的诸多环节。影响一个球员发挥的地方有很多，并不仅仅是这个队的阵容很好，就能够发挥的很出色。此时的刘嘉远，更像一个资深的外科医生，对没发生的一切谨慎而保守。“但世界杯开赛之后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反而不是问题。我所有能调动的——我的判断力、我的经验、我解说的这种专业知识，都能帮我去分析它。”

　　其实一切的悬而未决，只因为真正的战役还未开始。

生活的掌控者

　　生活中的刘嘉远是个爱好广泛又充满好奇心的人。在学校时，他就是个活跃份子，策划运动会或者论坛，都是他的兴趣。现在，他已经把这种热情转移给了工作，剩下的，除了日常的运动，还有一个人在夜里去没有人的电影院看电影，比如十点半去看最后一场，那时影院的观众已经寥寥无几，他坐在那里，就像导演审片一样。看来这是个喜欢控制和梳理全局的人。

　　他喜欢比较安静的艺术，比如阅读、看芭蕾或者听音乐会，还有看艺术展，“这个可能跟很多同行不太一样，但我不太喜欢话剧，因为我本身做的就是说话的工作。”他还喜欢骑自行车，不是那种极限运动，而是在天气暖和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到北京乱逛。

　　他来北京很久了，但依然觉得和这个城市“不是很熟”。“我们每天只是几点一线的在生活，但是有一个自行车的时候你可以有很多变数。”工作时的刘嘉远是一种开车的状态，但骑自行车的状态就是如果这里有红灯，就可以选择右转。虽然都是到达最终的目的地，但是这之间的线路可以有各种选择，并完全被自己掌控。

30岁，没有什么不能说

　　在解说方面，最近他有了些新的感悟，就是没有什么是自己不能试的。曾经，他在自己的风格里划了很多线，否定了一些可能看起来与自己气质不符的方式，“但现在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不能尝试。”刘嘉远突然觉得，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其实是“盖棺定论，任由别人评说的”。但现在，反而是不着急，多尝试的阶段。“现在我认为没有什么不能说。”

　　在他看来，解说员就是体育界的艺人，甚至解说员可以去客串拍戏，可以去唱歌，可以去画画，可以去参加音乐会。因为只有脑子里感受的东西越多，你才能把你看到的东西生动的表述出来。而他也许正因为自己的兴趣广泛，才成为解说新秀。

　　他始终觉得，解说员是艺人，因为在国外就是如此。但在中国，我们习惯把他们当成艺术家。你可以去提炼他的优点提炼他的精华，等到退休的那一天再对他去做艺术性的分析。现在做好一个艺人就是最职业的表现。这是我最深刻的一种认为吧。

　　和所有快到30岁的人一样，一直自信的刘嘉远也要重新开始思考人生。“人到三十，才是结合你的生活经历、种种的感悟，真正做出自己想要做的选择的时候。我觉得生活的奇妙在于它会让每个人在生命的某个节点，爆发出某一方面的天赋。我比较幸运的是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机会让我发现并挖掘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