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出修道院的台阶，狭窄的街巷里大作的非洲手鼓声把你从幻觉拉回了现实，荷兰人的橙色和巴西人的黄色占据了Pelourinho的几乎每一条小巷。工艺品商店的法国老板多米尼克站在自家店门口撇着嘴打量经过的身着球衣的人们，街头流动的小贩兜售着蓝白红的国旗，那是当天在萨尔瓦多进行1/4决赛的荷兰和哥斯达黎加国旗的颜色，不仔细看真以为是法国国旗。

　　“我们输了，输得毫无借口，德国人就是踢得比我们好，一点客观的原因都找不到，这真是叫人难受。如果一定要输，我希望他们轰轰烈烈地输，像几天前的阿尔及利亚那样。”多米尼克说，“世界杯至今，我每天都穿法国队球衣，但今天我脱下了，因为接下去世界杯和我已经无关了，我的球队走了。”

　　他身边站着的一个满头白发的胖老头用更哀怨的语气说了一句，“我的球队也走了，走得比你们更早。”他对我们点点头，“我是意大利人，虽然我的父母在二战的时候从意大利逃到了瑞士，我们一家从此在那里生活，但我在心底里一直把自己当做意大利人。而就算我支持瑞士，他们也没有比意大利在这届世界杯上多留几天。听我说多米尼克，欧洲的世界已经没落了，我们当初来巴西并定居下来是个正确的选择。”

　　萨尔瓦多的黑人人口占到全城的3/4。是的，当年无数从非洲被贩卖过来在甘蔗园做苦力的人们，并非毫无意义地过完自己的一生，这些奴隶繁衍了自己的后代。在这里很少看见白人，而在这里扎根的欧洲人更是稀罕。“我30年前从布列塔尼来到这里，然后就再也没有离开。我喜欢这里的气候，你看现在是冬天，可我完全不用在起床的时候多套一件衣服。”多米尼克说，“而他在萨尔瓦多的时间比我更久。”“是啊，”这个叫做基尼的意大利人说，“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没人有工夫听你唠叨，拣关键的说。”法国人白了他一眼。“1974年，我作为文化交换生从瑞士来到这里，因为当时这儿的爵士乐非常流行，40年过去了，萨尔瓦多和爵士乐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我却留了下来。”

　　基尼自己在这里经营一家珠宝店，和多米尼克的工艺品一样，生意都很清淡。他说最近在萨尔瓦多的400公里之外新挖掘出一条祖母绿矿，他想趁这个机会好好赚一票。“萨尔瓦多曾经是巴西国内排名数一数二的旅游城市，但现在几乎无人问津。如果不是这次世界杯的机会，平时这儿一个星期也见不到几个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巴西人抗议举行世界杯，我们的生意额在这段时间里不知道翻了多少倍。但是它就快结束了，我们又要过回原先的冷清日子了。”

　　告别的时候他们问我们是哪里人，得知我们来自中国的时候，多米尼克笑嘻嘻地问了句，“中国什么时候能举办世界杯呢？”基尼急忙跳了出来，“快了，他们不是有里皮吗？他迟早会帮助中国人打进世界杯，再利用他的影响力帮助中国申请到世界杯的举办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