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秘籍”等不到绿茵场“中国制造”，追忆情结追不回阳光下足球少年。

　　0∶3，巴西队把桑巴军团最后的尊严挥霍在与荷兰队的世界杯季军争夺战中。

　　散场时刻，巴西利亚夜色渐浓，而北京已天光大亮。三里屯附近的一家酒吧里，一脸倦容的球迷准备回家。穿着荷兰橙色队服的陌生人熟络地向彼此挥手，心满意足地喝下最后一口啤酒，而穿巴西黄色队服的球迷则意兴阑珊。

　　“刚刚白岩松说，巴西队最后两场丢了10个球，超过了2002年中国队首次参加世界杯3场小组赛的总丢球数(9个)。这样比不对，一届是一届的，中国队这次明明1个球都没丢。”听到有人打趣，穿橙色衣服和黄色衣服的中国人都笑了，一些外国球迷似懂非懂地也跟着笑，但他们显然没有明白这句俏皮话中的苦涩，更不会明白，世界杯结束的时刻也是很多中国人离足球渐远的时刻。

　　世界足球各有风格，中国足球徒留“急功近利”

　　7月10日，中超联赛第22轮的一场比赛提前进行，上海绿地申花[微博]坐镇主场对阵广州恒大[微博]，没能随意大利队出征的迪亚曼蒂为恒大建功，但中超霸主的喜悦全然被淹没在巴西队遭德国队血洗的悲情中，而沉默了近一个月的国足却出现在段子里：“这一刻，五星巴西队被五星中国队灵魂附体”……

　　“中国足球就是聊天吐槽的对象。”来自河北的球迷吴捷听到“中国足球”4个字便语带调侃，“咱能换一个轻松的话题吗？”在吴捷看来，看球图的是赏心悦目，而看中国足球则是“给自己添堵”，何况“世界上有那么多顶级联赛都看不过来”。对吴捷这样的球迷而言，足球的观赏性最为重要，不管是智利、哥伦比亚等队采用的积极进攻战术或是意大利队坚持的保守功利主义，每个国家鲜明的足球风格成为大多数中国球迷选择支持对象的标准。但对于中国足球，很多球迷都无法概括其风格，反而都默契地贴上“急功近利”的标签，“中国足球的性格优柔寡断，有点儿四不像，一任外教一种风格，稍微一遇挫折马上就推翻重建 ，时间就这么白白耽误了。” 

　　这种观点让赶上过中国足球“好时候”的前国脚张恩华体会很深，“来来往往那么多外教，但我们一直没与国际接轨。”

　　从1954年那位早已被遗忘的第一任外教约瑟夫，到说出“如果你不知道把球往哪儿里踢，就往对方的门里踢”的激励导师施拉普纳；从1998年取代了在法国世界杯预选赛失利的戚务生的绅士霍顿，到游走在世界各地的“老江湖”米卢[微博]；从成绩暗淡的阿里汉到福拉多与杜伊，以及此后创造了7650万元违约金的卡马乔。历任外教中，除了在2002年将中国队带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米卢履行了与中国足协的合同外，其余洋帅与中国足球都没能长久。日本《中文导报》近期刊文称，“中国队不断引进国外主教练丝毫不差钱，但是请来一个毁一个。今天的中国堪称全世界最大的足球钱场，却又成为各国名教头的职业坟场。”

　　20年前，中日足球几乎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学习西方足球，但现今，两国足球水平却呈现出巨大差异——即便已成为国际大赛常客的日本队在巴西世界杯表现不佳，但亚洲球队整体的萎靡更让在洲际范围内地位飘摇的中国足球感到绝望。张恩华对本报记者表示：“这是日本队的真实水平，整个亚洲的平台和基础均低于欧洲平台，但不能抹杀日本足球发展的成功之处”。

　　在清华大学体育部中国足球发展研究中心教授葛惟昆看来，“中国球员从小的训练就错了，很多球员个人技术不错，但看到的就是眼前两三米，只要过了前面的人就满意了，好的球员最重要是大局观和战术意识。”而支撑这种意识的是足球背后的民族特性。

　　“日韩足球虽然表现不佳，但失败后该道歉道歉，该辞职辞职。而中国足球即便受了再惨痛的教训也会不了了之。体制方面的限制让有能力的人不能作决定，长官意志决定着中国足球的态度。”球迷郭先生的观点，在新时代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陈智勇看来，“长官意志”会让中国足球迷失得更远，“可能会迷失于各级运动队伍成绩，迷失于各级政府部门的大额预算拨款，迷失于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迷失于划地为牢竞相邀功。这些迷失很容易让我们忘记了足球改革之要义，体育发展之目的。”

　　足球为国家而战，中国足球金钱至上

　　“我是经历过甲A球市最火爆、中国足球最让人最快乐时期的人，后来目睹球市衰落、不干净后，也觉得中国足球没什么指望了。”30多岁的吴捷正是伴着甲A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但现在“连中超球员的名字都叫不出几个”。

　　“原来的球员、俱乐部和国家队都很纯粹，为了荣誉而战，后来就慢慢变味儿了，而且堕落得一发不可收拾。”吴捷回忆中那个“纯粹的年代”也是金志扬最意气风发的时候，这位中国足坛名宿在1995年出任北京国安[微博]主教练时喊出的那句“永远争第一”的口号，至今仍然响彻工人体育场。在他看来，球员最珍贵的东西是荣誉感，即便1997年冲击世界杯的失利正是缘于“要对得起国家和人民”这个沉重如山的承诺，“没有经验加上自以为没有机会，害怕输太多、太难看，所以主动放弃了破釜沉舟的机会。”

　　2000年的一个冬天，带队进行冬训的金志扬接到米卢，两年后，米卢创造了历史离开中国，金志扬评价这个来自前南斯拉夫的“神奇教练”：不是点石成金，而是画龙点睛。“他的成功是水到渠成的，当时队伍一大批中坚力量，已经是第三次或第四次冲击世界杯，这是他们个人生涯最后一次成功的可能。他们愿意为这届世界杯贡献自己的力量，那时候金钱有作用，但没有现在这种能左右比赛的作用。”而米卢带来最大的财富，就是用“快乐足球”的理念和频繁的比赛解决了中国球员的心理问题，“中国足球最要命的是小河沟里翻船，总在最关键的必须取胜的弱队面前失败。”

　　尽管在韩日世界杯上三战全负，但中国足球昙花一现的瞬间还是让很多球迷开始或重新关注中国足球。“2002年那届国家队是中国足球近期内最后一次绽放光芒，此后我们便陷入既无法普及足球又无法找到提升职业足球真谛的困局里。”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对本报记者表示，“体制内的足球在亚洲是一流或是准一流？纠结于这种误区耽误了三代体育人。” 

　　随着队长马明宇宣布退役，邵佳一[微博]赴德踢球，江津、祁宏等参与“末代甲A”的假球，2003年既是“黄金一代”的转折点，也是日后“中国足球扫赌打黑风暴”频频提及的关键一年。

　　“世界杯又来了，但我们现在很难堪。”金志扬发现，进入市场经济后，足球负面的东西很多，“初涉市场，让金钱起了料想不到的非体育精神的作用，收买裁判、打假球，踢球仅仅成为球员谋生的工具，这样的环境加上国家队的水平上不去，越来越多的家庭不愿把孩子送到球场，最终危害就是没人踢球。”

　　世界球迷的生活方式，中国球迷的情结记忆

　　“2002年，感觉像自己的家人去踢世界杯，有种特殊的牵挂。”中国足球著名裁判孙葆洁现在是清华大学体育部中国足球发展研究中心的教授，他对本报记者回忆起2002年世界杯的经历，不禁感叹：“参与到世界足球体系中，最重要的是基础。如果大批青少年走向运动场，可能中国足球离世界杯就不远了。”

　　“1978年，中国老百姓才有规模地了解世界杯。”金汕回忆，当时靠着比实际比赛时间晚一天的录像，世界足球精湛的技术让中国球迷如醉如痴，“中国球迷有了饥不择食的感觉，很多人几乎一场不落，从此便再也离不开它了。”一部名叫《世界在他们脚下》的影片让金志扬和金汕那一代人赫然发现“原来世界足球已经发展到这种水平了”，“那时候球迷还去天安门游行，当时中国球迷觉得离世界杯还不远，结果后来是渐行渐远。”

　　中国球迷的热情和中国足球的落魄让CNN的撰文提出了很多人的疑问“中国球迷那么多，但为何找不到11个人踢球？”“毫无疑问，中国应该是球迷第一大国，但长期以来，中国人仅停留在观看、刺激好玩的层面，始终没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践行足球。”金汕表示，“中国真正引入体育课还是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才实现。而改革开放之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温饱，只有吃饱的人才有闲情去游戏。现在生计没有问题了，大城市城市化的兴起导致土地紧张、年轻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拼学历等社会问题大大制约了中国的锻炼人口”，因此，足球不仅没有成为学生的必备锻炼方式，“锻炼一小时的目标还没达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

　　在欧洲留学多年让张恩华体会到，“国外把足球当作生活的一部分，不管男孩女孩从小就开始从踢球中寻找快乐，把体育精神灌输到教育中去。而我们还停留在踢球必须踢到专业队，必须变成职业足球的观念。没有从小培养的基础，就不可能找到天才球员。”

　　中国足协曾公布过一项数据，中国注册足球运动员7000多人，近14亿人中每20万人中只有1个注册足球运动员。荷兰人口没北京市多，足球注册人口却有120万，每15人中1个；日本足球人口200万；中国青少年足球人口3万，日本是我们的10倍，30万。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49支，加上草根的也就几百个，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日本的数据均超过中国几十倍。

　　“中国从来就没有走进过世界足球，从来就没有真正研究过世界足球。”张恩华从职业足球的角度丈量着中国足球与世界足球的距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请一个外教来总是等着别人给我们秘籍，但我们何时去了解过外面的先进经验，然后再结合中国的现状和体制踏实改变过？”而对大多数球迷而言，批评大于行动，同样让中国足球“我玩我的，人家踢人家的，人家是按照足球规律去发展，而我们却还在原地”。

　　本报北京7月13日电 本报记者 梁璇